<PIC|p11.BMP> 　　“文革”期间，一大批书生被赶到乡下，他们中很多人都干过一件事：放牛。在乡下，大约放牛是一件最简单容易的工作，所以，我们常能见到许多五六岁的小孩子或是老得不能劳动的老人出门放牛。他们仿佛学都不用学，天生便能把牛放好。但书生却不行。书生之所以是书生，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种书呆子气，即使让他们放牛，也不例外。曾经有两个书生放牛的故事让我笑得几乎跌倒。 　　一个是徐迟放牛。那年徐迟被通知去五七干校。城市长大的徐迟虽说天南海北跑过不少地方，但对乡下生活究竟如何一定缺少了解。徐迟得知他到五七干校的活儿是放牛，便立即去街上买回一支笛子。他脑中想必出现过牧童坐于牛背，一支竹笛横吹的画面，背景上或有炊烟袅袅，或有山水田园。总之他觉得放牛是一定要吹笛子的，哪怕让他放牛的人目的是要他改造思想。他拜了老作家骆文的儿子——一个中学生为师，突击学习了几天，然后便带着那支笛子去了五七干校。故事到这里，皆是机关里的传说。为证实其真实性，我特地去问徐迟。徐迟说，是呀，我吹了好些天，可是牛都不听。他的女儿小音说：“什么呀！他对着牛吹，吹得牛连草都不吃了。” 　　另一则放牛故事是我父亲说的。那时父亲也由机关下放到五七干校。父亲所在机关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大坝的设计便在他们那里。那是个工程师成堆的地方。这一群工程师在那年头都得轮番地去干校种地和放牛。有一回，两头牛在田里打起架来，牛角抵着牛角，谁也不相让。这便急坏了工程师们。上前去拉架，又不敢，毕竟太危险；由着那两头牛打，也不行，伤了牛也是不小的责任。工程师们便像论证三峡大坝似的，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论证，以便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最后他们终于一致地选定了一个：即派出两个人，一人拿一根绳子，分别从两头牛的身后接近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绳子套住牛的某一部位，最好是腰部，然后把人分为两帮，有如拔河，同时后拉，从而一举把牛分开。于是有两个勇于献身的工程师报名套牛。他们分别在距离两头牛屁股约10米处开始匍匐前进，其他所有的工程师都伫立远处屏气观望。然而这两个人虽是勇敢，爬至离牛约两三米远时，终因胆怯，败下阵来。回来时说，这个方案只有在牛处于静态时方可用之，而动态中使用便有可能被牛踩伤。众工程师们便说，哦，哦，原来如此。牛架未解，只能再想新的办法。讨论正激烈，走过来一个老农民，他手上拿着一簇火把，仿佛十分随意地走至牛的跟前，将火把往两牛之间一扔，掉头便去。头角抵得正紧的牛，见有火把，竟一下松开，各自调头，分别朝两个方向跑去。过程和方式简单得令一群工程师目瞪口呆。我父亲说时自己也大笑不止，笑完又说，当时我们真是空有满腹学问，没有一个主意。 　　书生放牛虽出尽洋相，但书生的能耐不在放牛。书生能做无数远远复杂于放牛的事。比方著书立说，比方设计大坝等等。所以，最好的法子还是让会放牛的去放牛，让书生去做他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