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p38.BMP> 　　日语曾被西方传教士称为“恶魔的语言”，它像一座迷宫，把崇拜逻辑、讲究语法的西方人折腾得精疲力竭。 　　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慰灵碑上，刻有这样的誓文： 　　安稳地睡吧，这样的过失再也不发生了。 　　没想到，这句铭文引起一场不小的笔墨官司，起因是这句铭文没有主语，好钻牛角尖的西方记者于是追问，发这个誓的人究竟是谁? 　　这一提问难住了立慰灵碑的日本人。 　　围绕这个问题，日本国内曾展开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最后仍然得不出合适的结论，因为假如认为铭文的主语就是日本人的话，那么挨了人家的原子弹、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还要自我谢罪，就有点奇怪。从逻辑上讲，原子弹既然是美国人扔的，由他们来立这块慰灵碑、向死难者道歉才合乎情理。然而，慰灵碑确确实实又是日本人自己立的，难道日本人真有这样直面历史的道德勇气，对那场侵略战争作出真诚的反省和彻底的批判?又不像。事实上日本对那场战争的真相一直采取躲躲闪闪的欺和瞒的态度。这就成了一个扯不清、理还乱的问题。有个日本学者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主语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全人类。这个解释使陷于尴尬的日本人松了口气，赢得大家一致赞同。然而外国记者却都跳了起来，纷纷抗议：日本人有什么资格代表全人类?这种做法对于全世界人民无异于一次缺席裁判，大概除了美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出来为广岛惨遭原子弹爆炸承担责任。有位性急的西方评论家指出，日本人把这样一个自己首先应该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分摊到全人类头上，简直有点不知羞耻，暴露了他们对待那场侵略战争的暧昧态度。 　　其实依我看，立碑者只是按照日本人固有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事，并无别的深意。假如西方记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提出这种多余的问题了。 　　无独有偶，1968年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中出现了尴尬场面，也同这个“语言恶魔”有关。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科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那篇深奥晦涩、由典故堆砌起来的获奖演说，彻底击败了他的翻译——那位精通日语和日本文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G·爱德华，使在场的听众如坠云里雾中。一上来的题目，就给爱德华教授一个下马威——“美丽的日本的我”(美しぃ日本の私)。爱德华教授琢磨了半天也吃不透：究竟是我美丽呢?还是日本美丽?抑或是在美丽的日本的我美丽?最后只好勉强译成“我与美丽的日本”，颇令大师失望(比较准确的译法应是“日本的美与我”)。对于川端先生来说，这种译法意思虽然浅近，却很粗陋，传达不出艺术大师与日本传统文化的那种无法割断的血脉亲缘，唯有“美しぃ日本の私”才能精确地表达这种意思，尽管它不太合乎语法。 　　这件事在当时日本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位名叫江藤淳的著名评论家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感想：“瑞典科学院诸公，也许还有川端先生本人，都期待着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逻辑的桥梁。然而他们所看到的恐怕只是一条黑乎乎的沟壑，对面刚刚开出的一朵花，不，不如说只是个蓓蕾，在这个蓓蕾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的、耀眼的云雾——这便是川端先生的‘美丽的日本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