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那时我刚20岁，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某日报采访部忙着用打字机起稿。送稿工友传话要我到编辑主任办公室去。编辑主任是个秃头胖子，留着两撇蓬松下垂的白须，脾气很古怪。他靠在旋转椅背上问我： 　　“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 　　“会拉小提琴吗？” 　　“不会。” 　　“会唱吗？” 　　“不会。” 　　“那么你去参加兰心剧院的音乐会。我们的音乐评论员突然死了，今晚的音乐会就交给你去采访。” 　　一小时后，我倾听着克莱斯勒的演奏，心醉神迷，大为激赏。 　　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小时候学会说的第一个辞语是“音乐”──是我第一次听见街上的手风琴声时母亲教我说的。可是我家里却从来没有音乐，连旧式大喇叭的留声机都没有。童年时听到的音乐，不过是教堂里庄严的唱诗班的歌声而已。年纪稍大，我常到公园里去听铜管乐队的演奏。我读过关于贝多芬、亨德尔、海顿和舒伯特等人的书，却从未听过他们的乐曲。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而现在却身在克莱斯勒的音乐会中。若说派我正式做音乐评论员，除了我们那位编辑主任──他厌恶那些信口雌黄而自以为是的音乐评论──而外，任何人，连我自己在内，都会认为不可思议。但我却立意要尽力完成这桩奇怪的任务。 　　这时在剧院通道的另一边，森然坐着另一家日报的音乐评论员。那人学问渊博，又擅于舞文弄墨，我可以断定，明天他准会发表一篇精采评论。我怎么能够和他抗衡呢？ 　　我只希望交一篇漂亮的文章，使任何人看了都不会认为我不称职，我就可以正式做音乐评论员了。演奏暂停的时候，我从防火梯跑到外边，独自在黑暗里凝思这问题。音乐会一完，我便跑到后台去敲那位小提琴家化妆室的门。 　　疲乏的克莱斯勒正在接待一群贵妇。 　　“克莱斯勒先生，”我说，“我是记者，有一桩十分重要的事必须和你单独谈谈。”我这样一说，任何有名的人物都会有点心惊。 　　客人都被请了出去，剩下了我和这位在音乐和风范方面都令人仰之弥高的当代人物。我对他倾诉我的窘境，他惊奇地听着。 　　“你可以帮我写评论吗？”我恳求说。 　　他对着我笑了起来。但他果然肯帮忙，告诉我关于他所奏的那首新乐曲的精义。那是位年轻作曲家的作品，他详细讲解乐曲中描写“礁湖“那段旋律的纤妙和优美。他谈到音调的共鸣和声学以及弱音的运用。 　　我都写了下来。我那位杰出的对手，无论他写得怎么好，在持论确切、了解深入以及对克莱斯勒的赞誉方面，都不能和我经过这位提琴家亲自指点而写的评论相比。 　　我果然成为正式的音乐评论员了。我勤奋地研究和工作，使自己称职。其后的五年，我参加音乐会和歌剧演唱，总是坐最好的座位。我听过卡罗索、泰脱拉吉尼、梅尔芭、诺逖嘉、荷默、嘉登和舒曼汉克等的歌唱；也听过艾尔曼、海费兹、巴德瑞夫斯基、鲍尔和嘉伦纽等的演奏；还看过尼金斯基的舞蹈。我辞去这个好的职位，只是为了到纽约去担任一家音乐杂志的总编辑。所有的音乐会我都有免费入场券。 　　从这次经验中，我领悟了一项可贵的真理：无论你陷于怎样的困窘境地，只要你坦诚地向人求助，人家不见得不会同情谅解而袖手旁观。我发觉不单伟大的人物如此，许多我曾向其提出请求的不出名人士也是如此。 　　坦诚对人，并完全相信人有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几乎从不会叫你失望。这也许是因为助人比受助会使人获得更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