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注意到，每到下午3点，这对老人会准时出现在我家窗前那条通往公共花园的小径上。大约一个小时后，又顺着原路回来。 　　他们很老了，满头雪似的白发。老先生身材高大，老太太身躯娇小。他们衣着笔挺，女的总穿色彩鲜艳的套裙，男的有时穿西装，有时穿茄克。老太太挎着老先生的胳膊，微微地依偎着他。有小雨时，老先生就撑着一把很大的粉红色雨伞。 　　他们一般是默默地走。偶尔，一只松鼠在树上跳跃，或一只野兔飞快地窜过小径，或草坪上的红玫瑰绽开了几朵花苞，就会吸引他们站几分钟，脸上浮现出惊喜，轻轻交谈几句，相视一笑，老先生轻轻地拍几下妻子的手背，然后相拥着无言地离去。 　　这份黄昏的温馨情爱像一块巨大的磁力场，这时候，无论我正在做什么，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一直到他们身影消失在小径弯处的树丛后。 　　他们是我的邻居，住在对面的红楼里。男的叫汉斯，女的叫安娜，都已年逾七旬，他们没有儿女，养了两只波斯猫，亲热地唤做“儿子”、“女儿”。 　　他们常常招呼我去喝茶，坐在撑了一把太阳伞、蝴蝶花盛开的大阳台上，一边喝安娜煮的红茶，一边闲聊。 　　我知道了安娜原是英国人，她至今未入德国籍。 　　他们是二战中认识的。那时安娜在英军里做护士，汉斯在德国股役。“他昏迷不醒，穿着肮脏的破军装躺在担架上。大概好几个月没洗澡了，浑身散发出恶臭。”安娜每每讲到这里，都要夸张他耸耸鼻子，然后用右手使劲地扇动空气，仿佛又闻到了当年那股令人不愉快的味道。汉斯大笑起来，伸出一只手搂在安娜的肩头，“但那个肮脏恶臭的小兵还是摄走了你的灵魂。” 　　安娜毫不否认：“我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也不知道。但一点不假，我确实第一眼就爱上他。”安娜深情地望着汉斯，我相信当年她也这样凝视着那位浑身是伤、奄奄一息地年轻浮虏。 　　有了安娜，汉斯成了德国战俘里最受人羡慕的一位，他可以享受到红茶、香肠、奶酪和新鲜蔬菜——那是安娜的配给品。 　　不必描述这以后的一切，这段战时恋情，足可使那么多我耳闻目睹的现代浪漫苍白乏味。 　　战后，他们结了婚。安娜穿着租借的婚纱，那婚纱是旧的，已经洗过好几水了。她手中捧的花是汉斯的妹妹们从树林里采撷的雏菊和野百合花。 　　安娜放下茶杯，急急地跑进卧室；汉斯冲我眨巴眼睛，脸上有得意的笑容。一会儿，安娜回来了，手上竟拿着一套崭新的婚纱。这套婚纱价值5千马克，用洁白的缎子和乔其纱缝制的，配着精致的花边。我敢说，它配得起天下最美丽最时髦的新娘。“这是汉斯送给我的。”安娜紧紧地抱着那套婚纱，“是他专门订制的，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胖的新娘。” 　　“我说过多少次了，”汉斯大声地说，“是世界上没有那么美丽的新娘。” 　　它是安娜60岁的生日礼物。那天晚上，在摇曳的金色的烛光里，汉斯把一个硕大的包装精美的盒子送给她，泪光闪烁，“真对不起，它迟到了35年。” 　　汉斯把安娜扶进了卧室。 　　好一会儿，屋子里响起了美丽的乐曲，一对新人出现在我眼前，新娘穿着已经不太合身的婚纱，他们白发如雪。新娘捧着一束红玫瑰，挽着她的西装笔挺的新郎，缓缓走来。 　　我的眼睛湿润了。恍惚中，仿佛置身于40多年前那座被炮火毁损的教堂里。 　　（1994年12月写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