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部旧版《辞海》，道尾都已缺了几页，我给它严严实实地封了书皮，放在书柜最上层的正中间。这部《辞海》有如一股巨大的力量，时时鞭策着我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辞海》是爷爷传下来的。爷爷不识字，哪来的《辞海》?爸爸说，那是1944年的事了。在那年秋季，我们家乡连遭3次台风暴雨袭击，地势低平的寺方颗粒无收；而我家所在的重家庄因处丘陵地带，地势稍高且凹凸不平，故所种番薯损失不大，于是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富乡”。邻近的饥民纷纷抬来各种物品换番薯。入冬之后，寒风瑟瑟，竟还有人拿着衣服、被子来交换。那时的一床棉被，中等人家得积蓄一年才买得来，可灾荒时只能换10斤番薯，还得说尽好话。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一个50岁上下的瘦高男人，短衣短裤，腋下挟着一个大纸包，想换一些番薯。爷爷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书，连忙包上还给他——不换。那人走后，奶奶唠唠叨叨地说那人湖涂书也能换番薯么!及至黄昏，那人又来了，还是挟着那本书。他缩着脖子，鼻尖滴着清清的鼻涕，软缠硬磨着爷爷，说那怕就换三斤两斤也是求命恩人，爷爷只得瞒着奶奶（奶奶打算换衣服替爸爸筹备婚事）给他称了5斤番薯。他将番薯装进草袋后，便双手捧起那本书贴在脸上，许久才喟然一叹，将书放到爷爷手里，那份珍重，就像是放一个婴儿一样。临走，爷爷又给他两个刚刚煮熟的番薯，他拱着双手给爷爷拜了三拜，汪着感激的泪水，千恩万谢地辞去。 　　后来，听认得字的人说，那本书叫《辞海》，是做大学问的人用的；据其图章，又说那人姓蔡，是保定乡人；还说如在当时正常年景，这本书的价钱可以买一头3龄黄牛。爷爷听着，久久忐忑不安。爷爷虽不识字，但懂人情道理，敬重读书人。他常常捧着这部《辞海》对奶奶和爸爸叹惜说：“这就如父母让出自己的孩子一样，是万不得已啊!”第二年春暖后，爷爷带着这部《辞海》到了保定乡，意欲物归原主。 　　经打听，确有蔡老先生其人，是1938年从新加坡归来的教书先生，很可惜，他一家4口全在去冬饿死了。 　　于是，这部《辞海》便最终落在我家。 　　每次看见这部《辞海》，我都会想像起蔡老先生那惶悚无奈的神态，都会为一个男子汉不得不为两个活命番薯四处奔走忍痛割爱而感慨万千! 　　愁怅之余，我想假若才先生九泉之下得知他的故事和他的书能给予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人以激励，也应含笑瞑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