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是不许我们喝茶水的。 　　“小孩子，不要养这种习惯。”他总是这么说。 　　他不是党员，是因为祖父。解放前，祖父是国民党的文官，是山东一个小县的教育科的科长，同时兼任一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后来自杀了。父亲因此受了牵连，没有入党。 　　“你爸爸没有入党，是因为家庭；现在你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必须解决组织问题。” 　　过了十八岁，这是我听到的次数最多的训导。 　　父亲平时很少说话，但他从来不出差错。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 　　预算工作。单位的同事都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可是父亲却没有一个好朋友。他这个人很怪，也总有很怪的举动。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件事，到现在我也搞不懂。 　　一天，父亲下班时拿回家两根钢筋，对母亲说： 　　“做两根火通条吧?” 　　“不是刚买回一根吗，干嘛还要做?”母亲不解地问。 　　“咳!”父亲摇了摇头。 　　晚上，大概父亲以为我睡着了，唉声叹气地对母亲说： 　　“单位里今天开会，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让同事们给我提意见，也说不出我什么，可是领导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缺点呢?工作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比方说，你就没拿过工地的东西回家私用?这都可以作自我批评嘛!’我琢磨了半天，我确实从来就没拿过公家的东西，可我又不能不讲，最后我只好说，我曾拿过工地两根钢筋，回家做了两根火通条。这样才算过了关，下班后，也只好找了两根没用的钢筋……” 　　之后，就是一阵叹息声。 　　父亲工作得很出色，也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预算这个行当在建筑单位也很吃香，父亲的身体却很不好，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营养不良性肝炎。1986年的冬天，他病倒了，病得很重，但总算还是活了下来。大约过了一年多，他的身体恢复了一些。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来人是父亲以前的同事。 　　“老张，到我们那里去干吧，每月工资四百元。” 　　父亲摇了摇头。 　　“嫌少啊，钱是不好再加了。这样吧，我给你配辆车子，每天接送你怎么样?” 　　“我身体吃不消，干不了。” 　　“咳!什么吃不消，不行就在家里算，我派人给你送材料行不行?” 　　父亲还是摇头。 　　“你还要什么条件?这样吧，你可不用上班，也不用算帐，就用一下你的名字，每月还是四百元，干不干?” 　　“这更不行，以后再说吧。” 　　来人也摇了摇头：“咳!你还是你，一点也没变。” 　　父亲对我们的解释是：“我现在不是退休，还在休病假，这样做是违反政策的。” 　　他这人就这么怪得出奇，又回绝了许多这样的人。 　　大概又过了一年，父亲办了病退，他终于答应去了一家包工队。可谁知道，结果会这么惨。 　　父亲在那家包工队干了不到半年，有一天包工队的头头（也是父亲以前的同事）找到了他，让他算一笔帐，说凭他的经验、水平和名气不会有什么问题。算完后可得到1万元的酬金，说这是甲方代理人的意思。父亲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他很生气，他的人格不允许他这样干，也不允许别人这么干。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包工队，并且写好了材料，到处去反映，到处去投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他病倒了，终于没能再次逃过鬼门关，去年冬天，因脑溢血长辞于人世。 　　遗体告别时，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叹息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伯伯拍了拍我的肩膀，含着泪说： 　　“你爸爸是天下难得的好人，他的预算全公司没有人比得上，可就是有点儿……”他摇了摇头，大概他不愿让我看到他老泪纵横的样子，一转身走了。 　　父亲去了，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他留下了许多我们用不着的书。母亲含着泪说：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爸爸还不知道要有多少书，他烧了那么多。” 　　最终，我也理解了我的父亲。前不久，我又听说一件事，是父亲的同事告诉我的，1986年的冬天，父亲也是因为看不惯一些事，自己又管不了，气病了的。 　　咳，他这一辈子!